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数字经济的信用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

数字经济的信用监管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予以支撑，更需要协调各方力量，打破信息孤岛，形成社会共治。

加强制度诚信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这就指向制度诚信的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无疑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趋势，制度的变革应顺应这种趋势，对其积极回应。数字经济的参与者显然对于这一回应具有合理的期待，可以预测规则将朝着更有利于数字经济成长的方向发展。政府的信用与法治契约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法治精神是契约精神制度化的表达。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够使数字经济企业具有一个稳定预期，减少了“一锤子”买卖的发生。因此，对于数字经济监管规则的制定，应当以审慎包容为导向，不轻易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设限，更多地引导、鼓励数字经济发展。

信用机制的法律化。信用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有失信惩戒作为保障，这必然涉及相关市场主体的权益。因此，将信用机制的使用纳入法律的轨道尤为重要。在信用惩戒机制向纵深推进的前提之下，提高法律位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破解信息孤岛。《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信用支撑体系”“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但就目前来看，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制定失信惩罚机制方面尚有欠缺，失信主体得不到有效约束。推动信用信息的有序开放，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因此，需要从制度上完善政府、平台、信用服务机构的数据信息开放机制，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的信用信息补充和完善社会征信数据体系，明确相关信息的采集标准，建立开放共享标准和可操作流程。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分级制度，确定信用机构接入的资质要求、信息脱敏处理要求、信息使用的范围和信息接入程序等，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对于数据的使用，降低信用评价的成本，保护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

落实平台的监管责任。数字经济的运行都是围绕平台展开的，平台既是连接供需两端和服务上下游的桥梁和中介，也是撮合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分享交易收益的营利实体。平台不仅具有市场参与主体的信息优势，而且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使得平台的内生性治理成为可能。在平台上，服务、供应商和用户都可以被追踪与评论。通过公示平台内的评价信息，用户可以对交易的风险预判，进而决定是否进行此项交易，这使得存在不良行为的参与者难以持续地产生交易；信用机制也可用以区分用户，使优等用户得以显现，差等用户予以淘汰。同时，平台应采取相应手段，防止出现操作评价、弱化差评等信用机制失真等问题，并可利用积累的信用信息，健全在线监测、动态感知、风险预警等机制，从而形成平台的内生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