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继续相信水滴筹吗？

分布在各地的线下团队，按照水滴筹的说法，都是“为了满足需求逐渐组建的”，并不是一个有目的的、自上而下搭建的过程。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团队的具体规模和分布城市，理由是“涉及商业机密”。

根据“地推门”视频中的信息，水滴筹的线下服务人员分布在全国超过40个城市，他们常自称“志愿者”。因此有人猜测，水滴筹的地推人员数量有1.6万名，依据是今年初沈鹏在公开场合的一个演讲。保有如此庞大的线下团队，水滴筹难道不是为了“批量售卖悲惨”？

不过沈鹏在公开信中表示，线下服务团队在全国只有几百人。“这是两个团队。”水滴筹方面则解释说，1.6万是挂靠水滴筹基金会的志愿者总数，主要来自校园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协会，而线下服务团队则是另外招募的。

整个事件中另一个广受质疑的点，就是这些线下服务人员“按单拿提成”。他们为了私利不顾信息的真实性，而他们背后的平台是否也打着社会利益的名义在做营销？一种推论认为，如果平台不能挣钱，这些提成哪来的？

“从法律上讲，这些人都只是水滴筹的员工，拿提成都只是对其工作的奖励。”张凌霄说。核心问题是这些钱“是不是从捐赠款中出的”，以及水滴筹是否告知了求助者和捐赠人。

水滴筹的官网首页赫然标示着“大病筹款、0服务费”。沈鹏表示，所谓“提成”是公司支付给线下服务团队的酬劳。这部分钱并不占用用户筹款，而是公司的自筹资金。

审核失灵，还可能参与造假？

“地推门”事件也将一个长久以来的质疑摆上台面：对于网络上的个人大病救助，虚假信息甚至骗捐、诈捐等该如何应对？

捐赠者们一度希望平台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地推门”事件泼了一盆冷水。水滴筹的线下团队对病患审核审查不严谨，平台的审核机制在这个环节就失灵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参与造假。这类平台能否尽到义务、自身的道德风险谁来监控？这成了新的担忧。

个人求助实际上也有法律约束。比如若发现求助人捏造信息骗捐、诈捐，捐赠人可以起诉，但网络个人求助面向的是大量的小额捐赠人，现实中“谁会为那点钱劳师动众”？

金锦萍说，个人求助搭上互联网这趟高铁后，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社会不妥当性”也呈现几何级别增长，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骗子发布虚假信息也能频频得手；资源分配不合理，有些人不仅借此脱贫甚至致富；善款的使用目的也难以确保，比如有监护人遗弃患病孩子捐款逃跑的，也有人将看病的钱用来买房的；还有捐款的所有权问题，如果捐赠的用于看病的钱还有剩余，是否应该返还或给同样有困境的人？

相对于用户的期望，现行法规要求水滴筹们承担的只是“形式审查义务”，即核实求助人的基本信息、进行风险提示、披露款项使用情况，并在有必要时协助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