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很行！（中国四大很行真的欠债吗）

　　1977年10月22日，几位中央领导被狠狠震撼了一下。

　　访日归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反映了两件事。第一件，日本人端上来的易拉罐，“竟能把钢铁轧得像纸一样薄”；第二件，大使馆的中国车，用的是“又厚又重会生锈”的热轧钢板，根本追不上用冷轧钢板的日本车。

　　当时中国钢铁工业的标志，是钢铁工人戴鸭舌帽、防护镜、拿大铁钎，站在平炉前捅得钢花四溅。形象很带感，但技术很落后。

　　在带回的纪录片里，日本的君津钢铁厂环境整洁宏大、产线流水铸造、，靠表哥支援了250万……

　　从国有到民营，漫长时间里，缺钱都是中国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老大难。作为融资主渠道的银行业，也在其中经历着背负压力与期待，又难负其重的现实与无奈。

　　这是有道理的。

　　1979年，中央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所以在这一年的2月，建国初被关闭的中国农业银行复建；3月，中国银行从人行分离；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五年后，工商银行又从人行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全部成立。

　　在建行独立的同一年，国家又发布了建设贷款条例，规定建设投资资金由无偿拨款，改为有息贷款。

　　“拨改贷”的本意，是向经济释放活水。成立最晚的工商银行，领到的任务也是，面向四个领域：工业生产、商品流通、技术改造、居民储蓄；以及服务四类群体：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居民。

　　但大家很快发现，央行、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框架虽然搭起来了，但银行对贷款卡得非常紧，在体系内甚至有条暗规则，“必须贷的，尽量不贷，可贷可不贷的，一律不贷。”

　　银行惜贷是实情，但却也有自己的苦衷。没钱，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1978年，全国的居民储蓄总额，只有180亿元，十年后，储蓄总额爬到了4000亿。

　　看起来翻了20多倍，但相比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银行手里的钱又实在是捉襟见肘——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的居民抢购。三个月里光是老百姓抢食盐、蜡烛、肥皂，就把4000亿存款消耗了10%。

　　除了手里没钱，担心贷款变成坏账，也是个大问题。

　　小说《平凡的世界》里有段剧情，孙少安开砖窑，第一批砖质量不行，想要重整旗鼓，银行却不给贷款，最后还要靠“夸富会”上相识的个体户朋友做担保。

　　这不能怪银行教条死板，没人担保，孙少安品德再好，也是没用的——假如他还不上贷款，全家只有两口破窑洞，银行能拿他怎么办呢？

　　即便惜贷，到1998年，国有四大行的平均不良资产率还是达到了20.4%，但普遍认为实际的数字，可能将近40%，总金额超过三万亿。与之对比，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9875亿元。

　　客观上手里没钱，支持不了，主观上担心坏账，不愿支持。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增强。从1998到2002年，中国的贷款增速整体呈下行趋势，显著低于前期水平。

　　在那之前，中国的实体经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早已是资金短缺的三大重灾区。在这之后，更是困顿不已。

　　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7年间，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实体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的现象，不仅高层看得到，金融工作者其实也心知肚明。

　　1998年4月，时任工商银行行长的刘廷焕，写了一份针对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调查报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后批复：“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并“请工商银行带头筹建”。

　　那一年，受命“带头筹建”的工行，从全年贷款增长计划中拨出了30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各种所有制性质、经济效益好的中小企业，其余三大行也跟进成立了自己的中小企业信贷部。

　　又过了三年，接任的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把工行当时的18位分行行长都叫到了北京。会议上，18位行长被要求挨个发言，说一说各自怎么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又分别遇到了什么困难。

　　最后，宁波分行的一位行长说出了各位行长的心里话，基层有两个疑虑：中小企业是否是我们的基本客户群，要不要对中小企业搞零售业务。

　　对于其他三大行来说，这同样是大家的疑虑——更深层的潜台词是：中小企业能代表实体经济吗？比起那些利润丰厚、稳赚不赔的业务方向，实体经济对银行重要吗？

　　特别是在“房地产+土地财政”被启动之后，地方政府和房企手中的土地，买房人手头的房子，才是最好的贷款抵押物——就算借款人翻了车，只要抵押物不剧烈贬值，银行就稳赚不赔。

　　尽管有疑虑，也缺动力，但身为金融业骨架、承担国家使命的四大行，在大方向上还是不含糊的。比如2001年末，工商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余额，就达到了1.2万亿元，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50%以上。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尽管有曲折，有路径依赖，但争气的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还是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名片，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最强音。

　　在去年10月的大会上，“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金融业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久时间内，金融业的核心词汇，都将会是“实体经济”。

　　去年大会召开之前，四大行加注实体经济就已在进行。根据央行数据显示：

　　2022前三季度贷款共增加18.0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贷款增加17.89万亿元，同比多增1.06万亿元，贷款增量基本全部流向实体经济。

　　这个趋势，还在加速：

　　2023年3月，四大行先后发布了2022年年报。在宣布自己财务指标、经营状况的同时，也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一个共同话题：对实体经济的投入与服务。

　　根据最新公告看，各大行聚焦实体经济的步伐有个关键词：快步猛进。

　　2022年，工商银行通过贷款、债券、租赁、投资等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超过6.4万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增速超过40%；

　　建设银行发放制造业贷款余额超过2.24万亿元，增幅超过32%；

　　截至2023年1月 末，中国银行为1.8万户各级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授信支持超过3480亿 元，其中，为1万余家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授信1875亿元，授信覆盖率超过20%；

　　截至3月末，农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达2.69万亿元，增量超3900亿元，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量超2100亿元，制造业贷款的增量、增速居同业前列；

　　根据央行4月最新数据，截止3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1.2%，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29.4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2%，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13.4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14.2个百分点。

　　如果说过去的十多年，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的一种选择，那么当下，它正在变成必选项。

　　这个判断，来自于四大行在去年10月公告、今年年报中的集体表态，更在于对中国金融业的定性：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如果说“快步猛进”，是四大行对金融业使命的响应，也反映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那么，要把手里的资金放到最需要、最准确的地方，则是对四大行支持实体经济“速度”、“准度”、“持久度”、“灵活度”的考验。

　　2021年，宁德时代把自己的锂电池生产基地落在了广东肇庆。

　　对于这家全球动力电池行业巨头而言，肇庆基地一旦建成投产，它横跨动力电池电芯、锂电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又将增加新一环，而广东的新能源产业也将再跃一个台阶。

　　但大项目的另一面，是大投入。整个肇庆基地，仅一期一阶段的规划投资，就达到77.5亿元。

　　当时的宁德时代，还没有迎来营收超3000亿，利润超300亿的高光时刻，以其2020年55.83亿的净利润，既要全球扩产，又要投入研发，同时维持企业正常运营，压力不可谓不大。

　　更重要的是，肇庆的项目，是宁德时代扩产能，抢市场的重要一步，建成越早，效果越好。因此它需要的资金不仅多，更要快。

　　最后，工商银行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为了满足高时效性的资金需求，工行广东省分行动员了从上到下的各级机构，为了既能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又能确保合规，最后索性由总行发动，开通授信审批绿色通道，参与筹组银行团贷款，并承贷其中10亿元。

　　这就是速度，这就是灵活度。

　　得到如此扶持的龙头企业，不只有宁德时代，敢于下力气扶持实体经济的银行，也不只有工行一家。

　　作为一家同时拥有电池、电机和电控技术，生产基地遍布全国、业务辐射全球的新能源车企，比亚迪集团已是人尽皆知的全球新能源汽车龙头。

　　而作为比亚迪成立后的首家信贷合作银行，农业银行与比亚迪携手长达26年，一路见证它从萌芽到擎天的完整历程。

　　农行对比亚迪的支持，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这几乎是一个只有它们两家讲得清的故事。

　　在农业银行体系，有多个部门、7家分行参与其中。仅农行深圳分行一家，支持部门就包括大客户部、普惠金融事业部、国际金融部、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网络金融部、个人金融部、科技与产品管理部等多个部门和农行深圳龙岗支行。

　　主体业务上，农行就在为比亚迪汽车、电子、电池等主营板块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新创收渠道上，农行又在利用供应链融资帮助上游企业盘活应收类资产，缓解企业部分流动资金备付压力。

　　2020年2月，这种紧密合作再进一步——比亚迪被纳为农业银行总行首批战略性客户。随之匹配的不仅有授信、优先等一系列政策，当比亚迪决定出海，关注境外融资渠道时，农行卢森堡、香港分行，又成为其走向国际化的咨询助手。

　　“长情陪伴，携手前行”，这就是持久度。

　　在中国，由地域形成的产业带，是经济中的一大特色。

　　江苏苏州，是中国制造业最早的根据地。在那里聚集的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有的面临RV减速器的生产制造上，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解决了国内工业机器人领域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还处于增长期的中小企业，技术研发要花钱，产业布局要投资，这些资金的压力，最后演变成了缺口，一时之间，又很难找到贷款抵押物。

　　智昆的困难状况，被长期关注辖区内新兴制造业，重点观察中小企业的中国银行河北分行发现了。

　　当智昆的管理层还在为抵押物发愁的时候，中行河北分行的信贷团队，第一时间上门主动对接。在进一步了解了企业经营状况，综合评估其研发能力和发展潜力后。中行河北分行不仅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还拿出了一整套定制化的融资方案。

　　3年期，3000万元贷款，智昆科技因此得以重新上路。按照公司的计划，两到三年内，公司的产品将打入ABB、库卡等行业巨头。

　　“精准观察，量身定做”，这就是准度，这也是灵活度。

　　从五岭之南，到燕赵之北，近年来，在助力，扶持实体经济这条路上，国有四大行的这类案例，几乎他们的每一家分行、支行，都能讲出许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如果金融只在“空转”或者服务“少数的有钱的大机构和人”，将注定不能走得长远。

　　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在从银行业的“选答题”，变成每一家银行都要面对的“必答题”。

　　在经济转型升级这个更大的语境之下，没有实体经济做基础，就业不会被满足，财富不会被创造，市场将变成无源的死水。金融业的利润，也自然不可持续，甚至于它的存在，都失去了根基。

　　怎么去扮演好角色，这是所有银行都需要思考的命题。

　　答案并不复杂：走出息差、债券、利率的这些单纯“钱生钱”的思维，深入广袤的实体经济。这既是为经济贡献的时代要求，也是银行为自身考虑的战略选择。与其殚精竭虑地跟实体经济抢利润，不如发挥银行业在“融通天下”方面的优势，给整个实体经济助力提效。

　　从成立到惜贷岁月，从银行暴利时代，到与实体经济的互相成就。以四大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也实实在在地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

　　力度、速度、准度、持久度、灵活度，这些“度”的加总，就是中国新时代下，特色金融对于实体经济逐渐变热的“温度”。

　　在三月闭幕的两会中，李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用了八个字来概括——“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在长风破浪的新征程，无论是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大象，还是智昆科技这样数量更多的“小巨人”，都是未来可期的坚实支撑。

　　对它们的支持、助力与保障，就是对中国经济再次冲关成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