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星光中国芯工程”邓中翰院士
“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芯’！”1999年10月1日，北京八达岭长城，邓中翰与团队掷地有声的话言犹在耳。
20年过去了，当初的面容已不再青涩，但初心依旧炽热。“星光中国芯工程”团队不仅结束了中国无“芯”历史，而且让中国芯片第一次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一系列的第一：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中关村(8.850, 0.11, 1.26%)第一个以无形资产入资的公司；财政部第一个用风险投资方式注资的公司；芯片领域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和他带领下的“星光中国芯工程”而言，这只是一个新开始……
回望——来时路、奋起时
记者：今年是“星光中国芯工程”20周年。20年间，“星光中国芯工程”取得哪些成绩？
邓中翰：1999年，我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创业，在工信部（原信产部）、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和北京市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支持下，带领团队承担并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确立了以数字多媒体芯片为突破口、实现核心技术产业化，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打入国际市场的战略目标。在中关村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并承建了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年间，“星光中国芯工程”借鉴美国硅谷创业和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核心技术为依托，坚持自主创新，坚持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取得了核心技术突破和大规模产业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2001年，我们“星光中国芯工程”团队推出中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彻底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20年间，“星光中国芯工程”实现了核心技术成果产业化，形成了广泛应用于微机及宽带多媒体通信和手机及移动多媒体通信的两大系列芯片产品，率先将“中国芯”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客户覆盖了16个国家和地区，被苹果、三星、飞利浦、惠普等国外知名品牌企业，以及华为、中兴、联想、小米、航天科技(11.050, -0.09, -0.81%)等我国知名品牌企业所采用，使“中国芯”在部分领域成功实现自主替代的同时，还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星光多媒体”“星光移动”“星光安防”“星光传感”“星光智能”5大芯片体系等，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通过自主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成功范例。
20年间，“星光中国芯工程”实现了多媒体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多核异构低功耗多媒体处理器架构技术等十五大核心技术突破，申请了3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体系。目前，“星光中国芯工程”的芯片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到我国的IT、安防、航天、金融和家电等多个领域。
记者：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邓中翰：芯片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也是容易发生“卡脖子”的领域。集成电路芯片一般只有指甲大小，却是现代工业的灵魂。发展集成电路芯片产业需要持续性，要有耐心、有恒心，不能浮躁。真正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们SVAC标准做了10年，真是不容易。
当前，自主创新进入关键区，呼唤更加灵活、创新的体制机制。整体来看，中国芯片企业研发强度落后于国际领军企业，呈现技术水平不高、核心产品创新不足、知识产权缺乏等问题。打响、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必须提升企业做前瞻性研发的积极性。所以第一要有自信，第二要踏踏实实的一个个去攻克。
点赞——“新型举国体制”
记者：新型举国体制之“新”，在于理顺市场、企业、政府的关系。您也是这种体制的积极倡导者。您是如何理解新型举国体制对“星光中国芯”带来的影响？
邓中翰：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一些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法宝。“两弹一星”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而北斗、高铁、星光中国芯等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
20年前，财政部对中星微集团投资1000万元。这是我国国有资本进行的第一笔风险投资，这为后来的国家大基金投资开创了成功先例，也为中国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出一种模式。20年前，我刚回国时，市场上的芯片基本上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了。我自己所走过的20年道路，印证了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能够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创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最关键的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就一定会走向行政资源辅助社会资源。过去，传统举国体制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也是由政府大包大揽。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由国家利用科技产业政策以及其他一些手段，通过大基金等项目来引导市场，最终还是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过去纯粹依靠行政资源配置，调整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行政资源配置有效引导；第二个是从产品导向调整为市场价值导向；第三个是从过去不计成本地追求目标达成，调整为目标的实现与成本效益比并重。
记者：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如何实现芯片、人工智能等的“跟跑、并跑、领跑”同时进行？
邓中翰：要改变我国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局面，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投入，逐步攀登上高精尖产业技术的制高点，进而由点到面，带动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在我看来，一是要在成熟技术路线上跟跑，追赶国际巨头；二是要在市场旺盛的一些新兴领域与国际巨头并跑，争取弯道超车；三是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打造新动能、新模式和新的产业链，当领跑者。
此外，我们要在集中力量自主创新的同时，注重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就拿研制芯片来说，我们不仅要做到自主原创，更要保持和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与兼容。民用芯片只有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才能成功。
突破——智能摩尔之路
记者：您在芯片技术逼近摩尔定律极限的背景下，提出了推动信息处理能力持续提升的“智能摩尔之路”的理念。在您看来，我们如何走好智能摩尔之路？
邓中翰：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量每隔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由此提升一倍。当基因测序已经超过摩尔定律时，摩尔定律正在走向极限和尽头，CPU散热已经是很大的问题，时钟频率早早趋于上线。
我的理解是，下一次信息革命的关键应该是如何进一步借鉴人脑的智慧机制，研究新型人工智能计算算法，进一步在摩尔定律走向尽头，物理层面和信号层面上要向信息层面上进一步演进。正是这样的三维坐标显示，让我们今天继续沿着摩尔定律走向MoreMoore。
未来我们要走向智能摩尔，就是通过多核异构的智能处理器实现多模式的智能算法。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难点，我们提出“智能摩尔”（IntelligentMoore）之路，进一步将人工智能更好信息处理方法来解决摩尔定律极限、降低芯片成本、提高效能。
“星光中国芯工程”设计的XPU多核异构智能处理器可以在同一芯片内部配备NPU、DSP、CPU、GPU、FPGA，以及专用的计算加速单元等不同类型的处理器核心，并实现了算力共享和内存共享，不同架构特点的智能算法能够在XPU处理器中实现底层的深层次融合计算。XPU多核异构智能处理器能够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嵌入式应用中提高系统的“性能/功耗”比，是智能摩尔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展望未来，“星光中国芯工程”将进一步研究新一代智能处理技术，基于多核异构处理器（XPU）的多模融合计算架构，研究高效率、高信噪比的多光谱信号压缩编码技术，研究视频结构化技术和数据安全技术，并持续迭代推出XPU多核异构智能处理器，在智能摩尔时代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自主创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