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规模再扩大 近46城进入范围圈

对此，徐海云认为，未分类投放和随意倾倒堆放应该区分开来。“垃圾分类是相对的，其他垃圾桶中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能有，以分类准确与否进行处罚，难以执法。”

在他看来，处罚应聚焦偷倒垃圾、乱扔垃圾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对其他垃圾进行计量收费，为了减少支出，偷倒垃圾难以避免，特别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期，问题尤为突出。”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对于是否应该将未分类投放纳入处罚，罗建明的意见是肯定的，“不分类不会受到处罚，分类反而增加麻烦，谁愿意去做呢？”

“在一些垃圾分类水平高的国家，比如在日本，生活垃圾不分类处理，会面临不接收清理；在韩国，垃圾投放点设有摄像头，监控居民是否分类投放。”罗建明说，针对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难度大，这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无论是靠基层监督还是执法抽查，必须把处罚看作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执行下去。

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

另一个焦点，是垃圾收费制度。2017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在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全面建立垃圾收费制度，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

但此次大刀阔斧进行垃圾管理改革的上海，却并未针对居民生活垃圾实施收费制度，只在条例中原则性地规定了“逐步建立按量计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对此解释，“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罗建明建议，按量收费、分类收费的制度有必要建立起来，“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不同类别收费价格不同，才能调动社会习惯的转变。”

前瞻

垃圾减量背后的循环经济

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发起人，毛达还谈到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源头减量。“这超出了垃圾分类的范畴，但我认为垃圾管理要把源头减量放在第一位”。

这与一些年轻人对垃圾的态度不谋而合。“考虑到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我更愿意试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垃圾的产生，比如挑战一个月只生产一罐子垃圾。”广州姑娘漠漠认为，这可能比分类更具有环保意义。

在上海工作的小马对此深有体会。自从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后，他最直观的变化是：不点外卖了。

“垃圾分类后，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但作为一名‘996’上班族，通常会错过规定的垃圾投放时间。”小马觉得分垃圾太麻烦，干脆减少制造垃圾，降低倒垃圾的频率。

“从源头上预防垃圾产生，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欧洲一些国家，促进垃圾源头减量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法律性的制度。”毛达认为，垃圾管理中的政策优惠和经济激励措施，也应该合理分配给减少垃圾产生的前端环节。